驴属马科，“似马长耳”(《说文解字》)。孔夫子曾说过，学《诗》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但驴字不见于《诗三百》，而且也不见于先秦其他典籍。这倒不是因为先秦时还没有驴这种动物，而是由于它出产于塞外西域，当时还没有输人中原，自然也就不能为人们所认识。照顾炎武的看法，驴进人中原，是战国后期的事，“自赵武灵王骑射之后，渐资中原之用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二九)而驴字的产生，段玉裁认为是秦人所造。(参见《说文解字注》)验之史籍，当无大误，汉初贾谊的作品已使用驴字：“腾驾罢牛，骖蹇驴矣。骥垂两耳，服盐车兮。”(《吊屈原赋》)

    据记载，驴在汉代确曾风光了那么一阵子。武帝之时，它被视为“奇畜”，放养在皇帝的花园—— 上林苑。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对此有过如实的记述。东汉灵帝时，驴更成为王公贵族的宠物，价与马齐，并出现互相侵夺的现象，令现代人惊讶不已。难道当时人们在驴身上发现了什么奇异的灵性或不同寻常的价值吗?不是。原来灵帝感到宫中生活腻烦，想寻找刺激，便别出心裁，挑选四匹白驴拉车，亲自操辔，在宫中西园驰驱周旋，“以为大乐”(《后汉书·五行志一》)。皇帝爱驴，臣子仿效，如此以来，朝廷上下掀起一股“驴热”，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。这与柳宗元《三戒》里被运到贵州去的那头驴子的遭遇，真是判若云泥!

    驴马虽属同科，但驴却没有马的英姿、力量、速度和灵性，因而在传统的文化意识积淀中，它往往作为马的对立面出现，成为比愚、比恶、比丑之物。上引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中，已经驴马对举，喻指朝廷政治黑暗、贤愚易位。这一观点在稍后的东方朔、王褒、扬雄的作品中被反复渲染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。所以，灵帝的驾驴为乐，被认为是“国且大乱，贤愚倒植，凡执政者皆如驴也”(《后汉书·五行志一》)。南北朝时，驴字被涂抹上强烈的憎恶色彩，和人的某些恶劣品性联系在一起。刘宋时东海王{韦志性凡劣，号为“驴王”(《宋书·始安王休仁传》)。北魏咸阳王坦品性狠劣，当时亦有“驴王”之号。(参见《北史·北魏咸阳王坦传》)到了宋人以后的小说戏曲，受市井习俗的沾染，以驴嘲人、骂人，更是花样翻新，不一而足，如人的脸长，被称为“驴脸”，刺耳的不谐音，被称为“驴叫”，为人执拗倔强被斥为“驴性”，和尚被骂为“秃驴”，还有“村驴”、“笨驴”、“蠢驴”⋯⋯不难看出，在这些以驴为系的“词场”中，实际上驴字已具有某种符号化的意味。设或有人能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此加以研究，将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。

    自然，对驴的喜欢与讨厌、丑化与歌颂，是人们感情取向不同的结果，与驴本身并无多大的关系。就说驴的呜叫吧，你尽可以讨厌它，捂着耳朵不去听它，甚至用“驴叫”贬斥那种不谐音，用“叫驴”嘲骂那发出不谐音的人，但在历史上，驴叫确曾被人喜欢过，甚至成为吊丧送葬的特有仪式：

    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·戴良》：良少诞节。母熹驴呜，良常学之以娱乐焉。

    《世说新语·伤逝》：王仲宣(王粲)好驴呜。既葬，文帝临其丧，顾语同游日：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”赴客皆一作驴鸣。孙子荆以有才，少所推服，唯雅敬王武子。武子丧时．名士无不至者。子荆后来，临尸恸哭，宾客莫不垂涕。哭毕，向灵床日：“卿常好作驴呜，今我为卿作。”体似真声，宾客皆笑。孙举头日：“使君辈存，令此人死。”

    需要指出的是，如果不把上述三条资料放在汉末魏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是很难得其确解的。梁代刘孝标曾在王粲条后注说：“按戴叔鸾(戴良字叔鸾)母好驴鸣，叔鸾为驴呜以说(悦)其母。人之所好，傥亦同之。”余嘉锡先生就不满意这种嗜好所同的解释，进一步指出：“此可见一代风气，有开必先。虽一驴鸣之微．而魏晋名土之嗜好，亦袭自后汉也。况名教礼法，大于此者乎!”(《世说新语笺疏》)也就是说，令后人心荡神摇的魏晋风度，特别是其任诞之风，实应溯源于东汉后期(参见余英时《土与中国文化》第六篇“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”)。这才把握住了戴与王驴鸣之间的真正历史联系。至于临丧驴鸣这种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举动，不外是魏晋任诞之风下的产物。在当时，名土之与知己之死，自然有着“匠石废斤于郢人、伯牙绝琴于子期”这种知音难遇的悲痛，那么选择死者生前的喜好之物为其送行，在他们看来才是真正的知己之举。驴鸣送葬，于常礼有悖，然而名士之所以为名士，就在于他们的敢于循情背礼，率性而作。正因为如此，孙子荆对那些俗土的发笑，不免愤然斥之了。

    除了帝王和名士外，驴还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诗人骑驴，以唐代为最。大诗人李白有过华阴县骑驴的经历，杜甫也有“骑驴三十载”(《奉赠韦左丞丈》)的自白，后来便流传有他们二人的骑驴图。另像诗坛怪杰李贺骑驴觅诗呕心沥血、贾岛骑驴赋诗冲撞韩愈的故事，更为人们所熟知。如此以来，驴仿佛成了诗人特有的坐骑，以至宋代大诗人陆游骑驴入蜀，在潆潆细雨中，还要问一下自己：“此身合是诗人未?”(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)

    诗人和驴的这种结缘，实际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。以驴代步，劣于马而胜于无，这本身就是唐代那些诗人未发迹之时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反映。因为在那个社会里，马是与英雄、权贵，甚至是富商豪绅、纨绔子弟联系在一起的。而诗人多穷，就只能转而求其次，骑驴便成了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了。杜甫在述说自己“骑驴三十载”的同时，不也记录下他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，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的痛苦回忆吗?另据记载，唐咸通年间，因为进土车服僭差，朝廷便下令不许他们乘车，“皆跨两耳，时嘲之日：‘今年敕下尽骑驴。”’(转引自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)进士尚如此，更何况有些诗人连这“龙门”还未能跃上去呢!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驴作为诗人的坐骑，似乎又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条件。驴性拙步缓，骑着它或行于山间小路，或走在市井闹市，风情民俗尽人诗人眼底。即使那伴随着“的的”的驴蹄声所产生的特有节奏，与诗人推敲诗句时所需要的创作心境，都存在着某种契合性。如此看来，李贺、贾岛的骑驴赋诗，就不应仅仅视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，而郑荣“诗思在驴子上”的名言，也更不能看作是他故弄玄虚了。也许，诗人骑在驴背上吟诗的那种或潦倒或迂腐的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。明乎此，我们自然会理解沈德潜何以贬低《中州集》，却把其中“好景落谁诗句里，蹇驴驼我画图间”视为难得的“好句”了。(参见《说诗啐语》)

    关于驴的话我们还可以说许多许多，不如就此打住，这里节录南北朝时袁淑的《驴山公九锡文》作为结束。因为袁文除了它的俳谐成份外，简直称得起一篇地道的赋驴、赞驴的妙文。而驴供人骑乘或役使，功不可没，恐怕也该在人们心目中保留一个“正面”形象。

    若乃三军陆迈，粮运艰难，谋臣停算，武夫吟叹，尔乃长呜上党，慷慨应邗，崎岖千里，荷囊致餐，用捷大勋，历世不刊，斯实尔之功也。音随时兴，晨夜不默，仰契玄象，俯协漏刻，应更长呜，豪分不忒，虽挈壶著称，未足比德，斯复尔之智也。若乃六合昏晦，三辰幽冥，犹忆天时，用不废声，斯又尔之明也。青脊隆身，长颊广额，修尾后垂，巨耳双磔，斯又尔之形也。嘉麦既熟，实须精面，负磨回衡，迅若转电，惠我众庶，神祗获荐，斯又尔之能也。(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宋文》卷四四)